妈祖形象神格化的塑造，并非一种简单的迷信崇拜，而是宋、元、明、清官方有意识的宣传，成为意识形态的表现形式之一。在妈祖形象建构的过程中，文化精英阶层在其信仰功能、仪式规范的理性转化方面起到了决定作用。通过儒释道三教伦理的诠释，妈祖被塑造成“天道”的担当者，并被赋予“博施于民而能济众”的政治功能，从而承载了支配日常生活和稳定民间秩序的使命。

 

　　妈祖文化是在宋代海洋贸易空前繁荣、思想文化活跃奔流的历史大背景下产生的，经过元、明、清三代的继承和发扬，成为一种糅合儒释道三家思想的“准宗教性”文化形态。从海洋文化发展史角度来看，妈祖是经宋、元、明、清官方认可的“海洋保护神”，是中国海洋文化的象征符号。从传播学层面来看，妈祖信仰已随华人移民流播到20多个国家和地区，妈祖已成为中国文化走出去的“形象代言人”，其善德和平的形象与当前以修睦邻邦为导向的海洋战略相契合，可作为“一带一路”建设的文化标识。从历史上来看，以国家名义对妈祖进行的“封爵”达40次之多，妈祖从民间口头赋予的灵女、女神一步步上升为夫人、妃、天妃，最终达到天后的至尊地位。其形象的塑造经历了事迹感召、神话演绎、舆论宣传、官方支持、编入国家祭祀体制的发展过程，这也是宗教人物和帝王形象神格化的一般轨迹。妈祖形象的塑造及其神迹显圣体系的形成，与多种因素直接相关。

　　符合官方道德建构需要

　　妈祖形象的神格化是官方道德建构的需要。自北宋后期起，内忧外患逐渐加剧，变法呼声日益升高，新旧集团对立明显。神宗朝的“王安石变法”和哲宗朝的“司马光更新”，便是双方政争胶着的直接表现。新旧集团虽然在军政和经济改革上见解不同，但在加强民众思想的管理上态度则是一致的。例如，新党为确保新政的执行效果，针对民间芜杂的信仰进行了大规模甄别和整顿，禁断一切有害公序良俗的“淫祀”，而对有助于抚慰民心的神祇，则以授爵褒祀的形式，纳入官方管控范围。虽然其后新政几乎全废，但这一政策却得到延续。宋代这种系统化的信仰整顿，在宗教和社会文化层面均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。道教神祇的体系化即是在这一背景下完成的，妈祖信仰也在这一时期被除去“淫祀”烙印并编入国家祭祀体系。

　　妈祖本名林默（960—987），原为宋初福建路兴化军（今福建省莆田市）湄洲湾的渔女，以巫术助人急难而称善乡里，殁后亦频频显应，故祠祀祷祝者众。其惠人以仁以爱，扶危济困，而非惩戒报复，不论富贵贫贱、高低贤愚，皆一视同仁，回应所求。可以说，在她身上所寓寄的这种特质既满足了民众的心理期待，也迎合了官方道德建构的要求，正是统治阶层所需要的“理想类型”。南宋百余年间，从高宗至理宗，对妈祖进行了13次加封，屡进“妃”爵。元初，出于稳定南方新附地区秩序的考量，同时也是开通漕运的现实需要，世祖忽必烈将妈祖提升到“护国辅圣庇民”的国家层面，晋封为“天妃”，其海神形象进一步凸显。明代自永乐朝起，由于出洋和番、抗击倭寇和海贼等因素，海防观念有所强化，妈祖不仅是郑和、陈侃等使臣出洋必拜的守护神，而且是打击海寇的助力之神。有明一代，妈祖的地位虽然没有进一步提升，但无论在国家层面还是在民间衢里，对其崇拜已成为普遍现象，并且随移民出海而远播南洋。迨至清代，妈祖又成为收复台湾的守护神，受到以靖海军侯施琅为首的官军普遍尊奉，其地位也在康熙朝被抬升至“天后”，达到顶峰。

　　文化精英塑造妈祖形象

　　在妈祖形象塑造的历史进程中，士大夫即文化精英阶层发挥了关键作用。最初宣传妈祖显灵者只是普通民众，不过，宋徽宗时出使高丽的使臣路允迪宣称，他在海上遭遇风浪，因得到“湄洲女神”的佑助而幸免于难。于是，妈祖之名开始显闻于朝堂。此后，妈祖形象塑造的主导权便掌握在文化精英手中。他们利用话本、杂剧、志传、图像等宣传手段，一步步淡化了妈祖“画符消灾”的民间巫祝形象，而将其润饰为“护国庇民”的海洋守护神，进而构建了其神迹显圣的话语体系。处于社会上层的文化精英为什么会将目光投放在一个民间“淫祀”的巫女身上呢？除了上文所述的政治因素外，还与唐宋读书人身份、地位的改变有直接关系。

　　科举制虽然在隋唐时期便顺利推行，成为国家选拔人才的有效途径之一。不过，其标准严苛，名额有限，对大多数出身寒门的读书人来说，成功“跳龙门”的几率近乎渺茫。当时，朝廷以门荫出身选拔官员的“任子制”依然是主流，士庶之间的鸿沟依然存在，故而其政治体制依然是贵族官僚制的中央集权制。宋代开国后，倡导文治，完善、发展了科举制度，大大扩充了取士名额，从乡村走出来的士大夫逐渐成为官员的主要来源，宋代的政治体制转变为文人官僚制的中央集权制。这些士大夫在朝为国家效力，去官或致仕之后则回转故里，身份变为乡绅，他们接手宗族事务的管理，成为维持乡村秩序的中坚力量。由于他们视乡村为根本之地，捍卫宗族声誉、宣扬忠孝节义就成为其自觉履行的一种职责。

　　就福建路兴化军而言，有宋一代共走出一千多名进士，在全国郡县中位列榜首。他们游宦各地的同时，也成为妈祖形象的塑造者和传播者。“湄洲女神”之所以名播四海，士子功不可没。可以说，经过文化精英的系统改造，妈祖形象跳出了神秘学的拘囿，由质朴纯良的渔女变成慈怀端正的“圣母”，特别是到明代，妈祖的出身更是被美化为闽地望族“九牧林”之后的书香闺秀。

　　新道教助推妈祖形象演变

　　妈祖被纳入国家祭祀的神灵体系，还受到儒释道三教合流趋势下新道教伦理观念的影响。新道教是对宋代兴起的“全真道”、“真大道”、“太一道”、“净明道”等道教派别的统称，它们起自基层，关切现实，回应疾苦，同时吸收儒家伦理和佛教经义，强调自食其力、勤俭持家，不仅在民间很有影响，在士大夫阶层也颇有市场。

　　道教神祇的体系化是在宋代完成的，一方面，笃信道教的宋代诸帝为祈求国祚绵延、河清海晏，热衷于为道教诸神进爵赐号、创造节日，鼓励编纂《太上感应篇》等劝善道书，教化民众奉行三纲五常。更有甚者，以御容为模范塑造道教神像，例如，由宋孝宗潜邸改建而成的佑圣观供奉的真武真君像，便是以孝宗御容为模范的。另一方面，道教各派也利用统治者的崇道心理，争相将本派宗奉的神祇、历史人物纳入道教的神灵体系。例如，净明道以孝悌为准式，以内丹修炼为基础，强调明心见性、忠孝伦理，颇受统治阶层的青睐。其创派祖师许逊因此获封“神功妙济真君”，在道教神谱中的地位仅次于正一派祖师张道陵。

　　新道教强调当下修行，以今生德业为标准决定阴间和来世的命运，认为凡人多做善事、广立功行，则“神仙可冀”；神仙若要避免堕入六道轮回，可下凡修炼，然后再重归仙位。这种思想对于民间信仰颇有影响。在一些话本和小说中，妈祖被演绎为北天妙极星君的女儿玄真，她在得到西王母授丹和南海观音授法后，为度人间苦厄而投胎下凡，功成又重返仙界。这种仙人下凡、凡人得道成仙的伦理模式，看似与希腊神话的“神人同形同性说”并无二致，实际上却有着明显区别。概而言之，神人同形同性是以人为核心，强调神的“人格化”；而凡人得道成仙是以神为依归，强调人的“神格化”。

　　从历史事实来看，新道教是当时社会矛盾冲突的产物，它既迎合了饱受动荡困苦的民众自我慰藉的情感需要，同时也以“神格化”的理想情怀，将儒家伦理谐调到想象的宇宙秩序之中。进而言之，新道教一方面为吸引中下层民众，强调身体力行、苦己利人的证道实践；另一方面则出于自身生存的现实考量而迎合统治上层，强调忠君孝亲、清静无为的处世原则。在这一背景下，妈祖作为民间道德的典范，被纳入道教的神谱系统，正是统治阶层所乐见的。官方对妈祖的加封和推崇，不仅是对民间朴素情怀的积极回应，也是强化礼法观念、收拾人心的有效做法。

　　综上来看，妈祖形象神格化的塑造，并非一种简单的迷信崇拜，而是宋、元、明、清官方有意识的宣传，成为意识形态的表现形式之一。在妈祖形象建构的过程中，文化精英阶层在其信仰功能、仪式规范的理性转化方面起到了决定作用。通过儒释道三教伦理的诠释，妈祖被塑造成“天道”的担当者，并被赋予“博施于民而能济众”的政治功能，从而承载了支配日常生活和稳定民间秩序的使命。这对于引领民众向善、劝导行为自觉，具有典型的示范意义。

　　从文化史研究的视野来看，妈祖文化随着华人移民向世界各地传播的同时，也受到当地文化的冲击。在移民群体中，妈祖文化的“在地化”趋势随着多元文化混合的加强而加强，妈祖形象经历新的价值体系建构，成为跨文化、跨种群交流研究的样本。因此，从这个层面来看，对妈祖形象建构的历史情境进行考察，不仅在于对其建构模式的分析，而且在于发掘价值体系在规范和重组文化灌输能力中的作用。认识到这一点，才能更好地发掘妈祖形象在增强文化凝聚力、构建和谐互惠的文化交流模式中的意义。

 

　　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（作者：刘中玉  作者单位：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）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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